3月22日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生一起事件，这是20年来，俄罗斯遭遇的最严重，已造成500多人死伤；3月26日下午，由中方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车辆在途中也遭遇，造成5名中方人员、1名巴方人员遇难；今年1月3日，伊朗东南部城市克尔曼市发生连环爆炸，现场造成84人遇难、284人受伤……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持续延宕，恐怖势力似有重新抬头迹象。

　　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曾经令全球同仇敌忾的，眼下却成为一些国家相互利用、加剧国家和政治阵营对抗的“武器”。有专家表示，从目前的国际形势及国际政治发展来看，国际反恐合作恐难恢复到昔日水平。

　　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3月6日发布的《2024年全球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8352人，相比前一年增加了22%，已经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特别指出，在2023年之前的几年里，一直在下降或保持稳定，然而在2023年里，的增长百分比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这种态势反映出有重新抬头迹象。联合国副秘书长、反办公室负责人沃伦科夫指出，当前依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在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地区热点冲突不断升级、阵营对抗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国际与极端势力找到了回潮的机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免受威胁。”国际反恐研究中心(ICCT)在今年3月发布的《应对欧洲当前、新出现和新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战略传播方法》中警告称，巴以冲突令全球暴力极端组织得以打开历史、宗教和种族断层，利用社群内现有的不满情绪，加剧了欧洲各社群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联合国报告也显示，当前威胁仍在全球继续增加和蔓延，特别是在非洲。非洲地区已成为“国”“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的主要目标。

　　比回潮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地缘冲突、阵营对抗加剧的国际大背景下，恐袭威胁和恐袭活动似乎已无法再像过往那样成为整合全球反恐行动的动力，反而成为各政治阵营加剧冲突与对抗的“武器”。

　　尽管极端组织“国呼罗珊分支”（ISKP）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对此次莫斯科恐袭事件负责，并发布了一段长达1分31秒的“第一视角视频”佐证自己的恶行，但俄罗斯官方至今未确认恐袭的真正“黑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知道这起恐袭是激进分子实施，但俄方更关心雇主是谁。

　　虽然美乌均发出声明称恐袭事件与乌克兰无关，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也坚称“此刻没有迹象表明乌克兰、乌克兰人牵涉其中”，但这遭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猛烈回击。她斥问道：“华盛顿的官员有什么根据得出某人无辜的结论？”按其论点，如果华盛顿方面掌握相关信息，应该与俄方共享；如果不掌握信息，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谈论恐袭问题。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反恐问题专家李伟表示，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反恐上实行双重标准，只反对对美西方国家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和活动，同时在反恐问题上使用工具主义的做法，利用恐怖组织来给一些国家制造问题和麻烦。

　　对此，李伟以巴以冲突为例分析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毫无底线地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恃强凌弱的做法，使得一些极端势力和组织出现了回潮的态势，“巴以冲突令国际社会出现巨大分裂，实际上对于催生或刺激活动(回潮)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此外，美国曾以反恐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阿富汗战争迫使270万阿富汗人逃亡海外，导致400万阿富汗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核算”项目称，自2001年至2020年4月中旬，至少有47245名阿富汗平民在这场战争中遇难。该项目联合主任斯蒂芬妮·萨维尔谴责说，尽管美国已经撤出阿富汗，但阿富汗人民仍在承受战争的后果。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2010年曝光大量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电报和美军，揭露美军战争罪行，美国随即对他提出17项间谍罪名和1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3月26日，英国高等法院宣布推迟裁决阿桑奇拒绝被引渡到美国的上诉案。中方对此表示，公平正义应得到伸张。

　　李伟指出，当前俄罗斯和西方的对立、西方国家的利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都在制约国际反恐合作。“美国在国际反恐中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在相继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美国本土遭遇大规模事件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有所收缩，再加上近来国际政治阵营的分界线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际反恐合作。”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指出，当代会“出乎意料地”针对无辜受害者，因此传播了恐惧，给政府等第三方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或立场。与此同时，当代会利用多种形式的技术手段和暴力，无差别地以平民、军事设施和国家官员等为目标。

　　进入21世纪之后，从“基地”组织到“国”（ISIS），全球化趋势明显，极端在全球范围内的招募和流动所构成的威胁程度前所未有。这也给国际反恐协作提出了新的应对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影响西方国家的通常会受到主流媒体的大量关注，但截至2017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实际上大多数发生在欠发达国家。针对的刑事司法对策和结果可能因国家而异，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昊看来，国际就像是病毒，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孤立面对国际层面的威胁。他认为，尽管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其局限性，就重大危机较难达成共识，但一旦安理会做出决议，就具有了政治与法律效力，各国一般不会公然对抗，在反恐方面，各大国也必须遵守决议的底线;李昊指出，国际反恐也存在竞争。就像洪水，总是会流向反恐的“洼地”，如果一个大国的反恐能力与体系建设明显弱于其他大国，那么，就会选择性地流向这里。他总结道，推进国际反恐合作，需要在联合国反恐合作机制的共识下，辅以各种双边、多边反恐机制建设。此外，各国自身进行反恐能力建设也很重要，理性的对外政策、完备的法律体系、有效的公共政策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消除的土壤，一个完备且良好的社会才是最好的反恐防线月，巴黎奥运会将正式开幕。9年前，“基地”组织在法国首都发起针对《查理周刊》编辑部在内的多起，造成约450人死伤。很显然马克龙不希望悲剧重演。3月25日，此前一直与俄罗斯处于不友好状态的马克龙意外提议法俄加强合作，共同打击。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俄及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国际反恐合作得到了长足发展。2001年11月，联合国发布第1377(2001)号决议，宣告国际行为是21世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2002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基于《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成立，在预防事件中取得成效。曾任北约政治事务和安全政策司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科科长的拉多斯拉瓦·斯特凡诺娃也公开肯定了俄罗斯对国际反恐合作的贡献。

　　然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北约与俄罗斯渐行渐远。尽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在2015年呼吁西方与俄罗斯尽快开展反恐合作，俄总统普京也在2017年表示俄罗斯与北约应合作打击，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25日表示：“打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全面的国际合作。但是在目前这个对抗最激烈的时期，此类合作完全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莫斯科事件向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迫在眉睫。在全球反恐合作无力推进的背景下，地区反恐机制或许大有可为。俄总统普京曾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在调解地区争端方面正开展积极的工作，在强化地区反恐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李伟也指出，中国在整体的国际反恐合作上起着积极促进和示范性的作用。“中国不仅是主张全球的反恐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也在不断推进上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反恐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