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科学与技术都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仅预示着我们未来生活中新科技的出现，也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正是过去几百年中，科学家们的接力才使得我们能够今天实现量子通讯，用上核磁共振、GPS等这些看似普通的技术。”昨天，复旦大学“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上，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国法兰西公学院名誉教授塞尔日阿罗什通过光学物理的发展，展示了科学与技术互相推动的关系。他还表示，作为科学家应该让更多公众了解到科学前沿。他在讲坛结束后接受了记者专访。阿罗什年轻时偶然接触了光学，一下子就为光学的魅力折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都来自光，科学家对星体、宇宙运作的信息也都来自于光，这些信息可能通过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才被我们看见。”所以，阿罗什的最初理想是成为天文学家。其后，阿罗什在导师196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斯特勒的影响下，迷上了量子物理。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是在实验室很好的环境中受到了熏陶，从而走上了光学研究之路。他还认为，“要从事科学研究，必须与优秀的科学家为邻。星光熠熠的科学家会激发我们探索的热情和动力。我的导师以及我所带教的人，都不断令我产生研究的激情。”阿罗什列出一张光学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的物理学家，从中可见，自17世纪开始，光学就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而大众熟知的一些物理学家，不论是伽利略、牛顿，还是费马、开尔文等，几乎都从事过光学研究，且取得了成绩。而后来的400年中，科学家们接力在光学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从似是而非中找到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阿罗什倾其一生都在从事光学研究，在他看来，光学从最初诞生到现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科学与技术总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尤其就物理学发展而言，有些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从伽利略将望远镜指向天空，到现在的量子通讯，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推动了光学的进展，而光学研究的每一次突破不断推动了后续的科学发展，也预示了新技术突破为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变。”阿罗什还举了一个例子，17世纪，正是伽利略和助手完成钟摆实验，发现钟摆定理，从而使一天误差只有10秒的摆钟得以诞生，这也使得后来光速的测量成为可能。伽利略发明的反射、折射望远镜，以及后来其他科学家发明的观测光谱的光学设施，使得基础科学研究中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提出，并使得电磁学、电动力学、量子物理等得到了发展，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改变生活的技术。与此同时，阿罗什谈到，“也许是因为科学的普及工作做得还不够好，使得公众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密切互动，包括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并没有明确的意识。甚至现在美国和欧洲还出现了一种反科学的潮流。”在他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无知，让公众了解科学内涵，更熟悉科学的前沿非常重要。他强调，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教育非常重要。“一方面，科学家必须让更多公众了解科学前沿。与此同时，对那些反对科学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科学家其实知之甚少。”他以法国为例谈到一种情况，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往往是文科出身，理工科毕业生往往因收入问题，选择做老师的比较少，在他看来，这样的教师群体特色可能影响学生的科学素养形成，“老师本身的科学素养不够，使得他们内心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去讲授前沿科学”。现代物理学研究越来越依赖大装置、大团队，这从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项目也可窥一斑。至今还在从事科研的阿罗什坦言，大科学和自由探索的小科学之间总是互补的。他举例谈到，对基础物理的探索，过去人们更青睐于对撞机等大科学装置给出新结论，在对撞机刚开始出现时确实如此，但现在瓶颈陆续出现。与之相反，一些小规模实验其实也可以“贡献很大”。比如就量子科学而言，阿罗什坦言，他比较赏识的华人教授，科罗拉多大学叶军的量子精密测量就是一个自由探索的项目，为当下一些关于量子科技的大科学研究结果提供了很好的补充。“我更偏爱小一点的团队，我的工作在几个平方米的实验平台上就能完成。”阿罗什坦言，他的团队也只有20人左右，“因为团队小，且不依赖于大科学装置，所以我们对探索的方向有着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真正想理解的问题。”如何看待大科学项目与自由探索的小科学？“目标明确的大科学项目和耗资巨大的大科学装置当然有其重要意义。”阿罗什进而谈到，“现在不少国家的政府倾向于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大科学装置，但是自由探索是绝不能被忽视的，在大科学和自由探索的小科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是很重要。”在阿罗什看来，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上海的一些大科学装置也受到不少国外科学家的关注。

　　（原标题：诺奖得主塞尔日阿罗什接受记者专访“基础研究发展预示了未来生活中的新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