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的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红色的区域，这就是中国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有一个受当时的苏联影响的名字—苏区。鼎盛时期，苏区总面积达到四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千万，形成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十多个省份的边界地区。曾经红红火火的根据地，为什么在短短几年间由盛转衰，一支支红色的大军，不得不撤离养育他们的土地。

　　春天，本是明媚的季节，然而，对于1927年的春天，确实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就在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打到长江边，大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人被昨天的盟友推进了血泊。从上海到武汉，从城市到乡村，被杀害的人和参加革命的群众超过30万。一位外国记者写道：在中国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血腥太平军以来，在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让人梦醒：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守护信仰之光！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黑暗的夜幕，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一周之后的8月7日，中国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遭到失败，但中国人，终于从血雨腥风中挺起了脊梁，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国情不同，向俄国学习，并不意味着复制俄国革命的道路。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毅然率部挺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与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由此诞生。

　　1928年6月18日，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的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对中国在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由分散游击发展到集中作战表示怀疑。他说：“中国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但是，令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无法想象的是，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的中国工农红军，声势越来越大。1930年11月至1931年秋，“朱毛”红军接连粉碎了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的中央苏区随即形成。它与另外两个人口超过百万的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遥相呼应，如同红色的烈焰，在统治的腹地，形成了燎原之势。

　　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在江苏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六百多位代表，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被人们成为毛主席，瑞金成为红色之都。红色政权在各个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红色政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围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央红军第五军团。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动员和依靠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农民，革命才能够最后取得胜利。基于长期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先后写下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和《兴国调查》等一系列经典文章。始终坚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根植于中国大地，才会结出属于中国的果实。的理论和实践，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却没有被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所接受，他们指责，只会在山沟沟里打转转，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

　　同样是1931年，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出了一本叫《两条战线》的书，作者就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王明。随着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上台，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并迅速向各根据地蔓延。还是在1931年，王明于10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年仅24岁的博古，开始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王明的错误路线，被博古继续贯彻下去。

　　在苏区的正确领导，遭到坚持“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否定与排挤。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被取消了再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曾经口口声声批判主张的临时中央，不久便无法再大城市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从上海搬到了山沟沟里的瑞金。迎接临时中央到来的，是山沟沟里的又一次胜利：周恩来、朱德运用的战术，指挥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在对日本军国主义一再妥协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筹备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重金买来150架美国作战飞机和大批德国重型坦克，并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先后23次亲临训话，声称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共”者，立斩无赦。三千多个碉堡层层叠叠，像蜘蛛网一样封锁了红军的根据地。对此，蒋介石有一个比方，苏区是池塘，红军是池塘里的鱼，堡垒封锁线好比一张网，要围住池塘的边，抽干池塘里的水，捉尽池塘里的鱼。1933年9月，出动五十万兵力，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此前的历次反“围剿”，中央红军执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慎重初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连续取得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大军压境，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日，苏区重镇黎川失守。当天晚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瑞金。李德的到来，让不懂军事的博古很是兴奋，在博古眼中，毕业于苏联著名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李德，肯定比山沟沟里的朱德懂军事。一句中国话都不懂的李德，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的战略战术，被再次否定。

　　赣南闽西山区重峦叠嶂，地图上显示只有几十里的路程，实际上要远的多。李德看着地图调遣部队，结果，当红军急行军赶往作战地区，遭遇的却是以逸待劳的敌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李德命令红军与打阵地战、碉堡战。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给红色根据地带来了灭顶之灾。

　　就在中央红军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战局突然出现意外转机。1933年11月，“围剿”中央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对于陷入重围的中央红军来说，是一个大好机会。建议，红军主力借机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援助十九路军，继而粉碎敌人向江西、福建的进攻。这一切实可行的建议，遭到拒绝，博古等人生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向敌人的后方出击。此后，又建议，向湖南中部出击，调动江西敌人向湖南消灭之，再次遭到博古、李德拒绝。由此，中央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

　　1934年4月10日，军队集中了10个师的兵力，会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广昌一旦失守，红色之都就袒露在军的刀锋之下。李德命令红军，在前线大修堡垒阵地，几乎把红军的全部家底，都押在了广昌。红军将士困守阵地，成为被军飞机大炮集中轰炸的活靶子。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伤亡五千多人，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最惨痛的一战。彭德怀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怒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占领广昌后，分兵向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直逼瑞金，曾经红红火火的瑞金危在旦夕。

　　1934年5月，中央不得不考虑撤离中央苏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于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开始秘密筹备战略转移。惨痛的失败令红军上下都很着急。南线红军按照的指示，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接连袭击敌人的粮站和弹药库，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致使筠门岭守军不敢冒进，南线红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是失去指挥权一年零九个月后，第一次近距离与基层官兵接触。

　　1934年7月，会昌，在夏日的一个黎明，登上岚山岭，心中的自信依然如旭日东升，写下了他在中央苏区六年的最后一首诗词：《清平乐·会昌》

　　令人不可思议的镇定、远见和豪情，正在于他是在苏区危在旦夕的时刻，涌出他心中的诗。

　　此时的苏区，三线失守，南线的相持已无法逆转失败的战局。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以调动和牵制敌人。但这支部队兵力过于弱小，未能牵动大批军队。红七军团后来与赣东北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包围，作战失利，方志敏被俘。得知抓住了方志敏，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还许以江西省主席之职，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从被俘到就义，方志敏带着镣铐写出了《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30万字的文稿。1935年8月6日，距37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被押解到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1934年7月下旬，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西征战，打通与红三军的联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10月中旬，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红六军团联合作战，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各苏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与军事“围剿”同时进行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生活物资极度的匮乏，连日常的盐也中断了供应。苏区一天天在缩小，1934年8月，北路军逼近瑞金，红军在高虎脑展开阻击战。这是一场残酷而又激烈的鏖战。高虎脑一战，是红军防御作战中的一个大胜仗，军伤亡四千多人，不敢冒然前进，这为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秘密进行着。与此同时，苏区的扩红运动，也在紧张进行。由于红色政权深得民心，由于苏区居民真心实意地奋起保卫红色政权，只有43户人家的瑞金黄沙村华屋，有17人参加了红军，那是村子里最后的17个年轻人。仅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112105人。就在红军夜以继日准备战略转移的时候，中央得到情报，蒋介石制定了“铁桶计划”，再调重兵，即将向苏区发起新的进攻，形势十万火急。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撤离瑞金等地，标志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

　　此时的蒋介石，对于消灭红军已成竹在胸。他离开江西，视察西北和华北十省。但蒋介石没想到，红军的战略转移，已经开始。中央、中革军委等，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一同长征，组成了八万六千余人的战略转移野战军。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率领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留下了掩护中央红军撤离，并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红军撤离一个月后，瑞金沦陷。叫嚣：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中央苏区145个村庄，被完全摧毁，七十多万人惨遭杀戮。1935年2月，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途中被俘，面对敌人的劝降，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薄雾弥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着说：“此地甚好。”然后，唱着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从容就义。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曾经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协助完成《寻乌调查》的古柏，的弟弟毛泽覃等先后殉难。这一个又一个噩耗，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陆续得知的。

　　秋风瑟瑟，雁阵惊寒。1934年10月16日，平日里冷冷清清的于都河码头，突然繁忙起来，一队队脚步匆匆的队伍，集结到于都河畔。受周恩来委托，病中的躺在担架上组织架桥。于都全县八百多条船，全部集中到河边。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红军每天晚上8点，架通浮桥过河，次日凌晨再拆除。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红军将向哪里去，中国革命的航船又将驶向何方？